“左联”这个名字,为何至今让人心怀敬意

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 作者:颜维琦 任鹏

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任鹏

1930年3月2日,星期日,晴。午后,鲁迅由冯雪峰、柔石陪同,走出景云里弄堂,去往数百米开外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。下午两点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召开,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诞生。自此,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,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翻开新篇章。

91年后的冬日暖阳下,我们行走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、四川北路一带,转马路,穿弄堂,再一次步入左联成立大会会场,穿梭于景云里、公啡咖啡馆、内山书店、大陆新村,寻访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等一批左翼文化名人留下的足迹。我们不禁思索:左联这个名字,对于当下年青一代还有多少现实意义?回望这段于暗夜中呐喊、书写的篇章,为何至今让人心怀敬意?

站在时代潮头浪尖,追求先进文化,吸引和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
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,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,终于在最黑暗里,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。

——鲁迅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

左联是在血色中诞生的。

左联成立之时,正值大革命失败,中国革命陷入最低潮。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,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“围剿”。当时的形势,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,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结束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。

走进多伦路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,一楼展厅再现了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时的场景。一方讲台,一块黑板,十几条长凳,在这间不大的教室里,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,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文艺运动就此开启。

消防指战员参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。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摄/光明图片

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中共党组织作《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》的发言。1929年6月,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,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(简称“文委”)。文委的成立,是党从组织上加强对革命文化工作领导的开始。随后,在众人的期盼中,鲁迅作了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的即兴发言。

“我以为在现在,‘左翼’作家是很容易成为‘右翼’作家的。为什么呢?第一,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,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,研究问题,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,‘左’,都是容易办到的;然而一碰到实际,便即刻要撞碎了……”面对当时“左”倾激进表现,鲁迅表现出他的冷峻。他提出,革命作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,并第一次指明文艺要为“工农大众”服务。

大会直开到天色昏暗,通过了行动纲领,选举夏衍、冯乃超、钱杏邨、鲁迅、田汉、郑伯奇、洪灵菲7人为执行委员。左联的成立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,而且从组织上正式开始领导左翼文化运动。左联成立后,迅速向全国扩展,先后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和天津、广州支部等地区组织。1930年夏,左联东京支部成立。1930年11月,左联加入“国际革命作家联盟”。

“左联是世界左翼文化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,左联的许多活动都与国际上的无

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馆藏的茅盾手迹

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步。”在学者、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看来,“左联的革命性,首先体现在它的先锋性”,将左联作为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来观察,恰恰可以看出我们党的先进性——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,追求先进文化,向着没落和腐朽开战,由此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。

以笔为枪,鼓舞大众,让红色文艺之旗屹立飘扬

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。

——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》

上海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,是鲁迅生前最后一处居所。隔着马路,就是新式里弄住宅东照里。1933年3月至6月,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在此间居住。就是在这里,瞿秋白抱病完成了《鲁迅杂感选集》的编选,并撰写一万五千余字的序言,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鲁迅的创作及其思想。

跟随左联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脚步,我们从多伦路出发,沿着“鲁迅小道”行走。至今,虹口区仍然留存有大量左联遗迹,“鲁迅小道”便是梳理其中几个地点串联而成。小道见证多少历史风云,我们仿佛看到,90年前的“他们”行走其间,以笔为枪,鼓舞大众,让红色文艺之旗屹立飘扬。

左联重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。在鲁迅、瞿秋白等人的推动下,左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和研究,以极大努力输入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。据统计,自1919年到1949年,全国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书籍约1700种,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占40%。除了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、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,辛克莱的《屠场》、雷马克的《西线无战事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,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。

1931年4月25日,《前哨》推出“纪念战死者专号”。

左联的业绩和作品站在了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制高点上,更是传诸后世的宝贵财富。2020年,左联成立90周年,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完成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和展陈改版工程,一些尘封的左联往事以新面目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纪念馆三楼,是左翼文艺代表作品的展示。左翼文化大旗之下,文学、电影、戏剧等创作极大活跃。以电影为例,1933年3月,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。1933年至1937年,陆续拍摄、上映了74部左翼电影。展厅中央,滚动播放着《渔光曲》《马路天使》《风云儿女》等电影片段。

“当年的左联盟员多是一群年轻人,我们希望面向今天的年轻人讲好左联故事。”左联会址纪念馆馆长何瑛说,“对先进文化的不懈求索,正是左联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。”

到人民中去,与身处的世界保持血肉联系,是“左联”精神对当下文艺的启示

首先,左联应当“向着群众”!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——实行“文艺大众化”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。

——《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》

1933年1月,开明书店出版茅盾长篇小说《子夜》,3个月内重版4次,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,也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之一。

在周立民看来,茅盾《子夜》的成功,在于作家打开了自身生活经验的世界,以金融和资本的视角呈现1930年代的上海。同为左联盟员的艾芜写作《南行记》同样如此,对滇缅边境民众苦难与斗争,以及传奇风情的展现,开拓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领地。“关注当下,到人民中去,与身处的世界保持血肉联系,正是左联精神的体现,也是当下中国文学需要的品格。”周立民说。

2016年,作家程小莹参与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的“红色起点”创作项目,一头扎进对左联往事的梳理,用三年时间完成了非虚构作品《白纸红字》的创作。在他看来,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,左联首揭左翼文化大旗,推动了革命文化的发展。左联提倡的“文艺大众化”主张,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延安以及新中国文艺构建。

1936年初,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需要,左联解散,汇入抗日救亡文化的大潮。虽然左联存在仅6年左右,但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、发展新文学创作和批评、翻译介绍外国进步作品和作家、培养造就文学新人、开辟人民大众的文学新路等方面成就卓著,为20世纪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、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

1942年5月23日,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首先就强调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说,左联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,继续“目光向下”,从“为人生的文学”到“文艺大众化”,让新文学和新文化尽可能容纳更多的民众。就这一点来说,从“五四”到左联、再到延安时期,乃至新中国成立后,这条线索一直贯穿于党的文艺创作观之中,形成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。时隔90载,发端于左联的“文艺大众化”的思考,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。

《光明日报》( 2021年01月27日 05版)

责任编辑:邓洁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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